自從我國推出《中國制造2025》與“一帶一路”倡議，兩年時間內，《中國制造2025》和“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在實操層面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面臨的問題也愈發棘手。表現在東南亞地區，工業經濟增速放緩、國際合作項目“呼聲大雨點小”，是《中國制造2025》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操層面面臨的核心問題。

　　東南亞地區共有11個國家，包括緬甸、老撾、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東帝汶等。除東帝汶外，其余十國均為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下稱東盟)組織成員。長久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經貿往來十分密切，中國已成為緬甸、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近年來，受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等因素影響，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經貿往來與產能合作進展較以前放緩。但鑒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地理位置相近、產業結構相似、資源互補，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高鐵、核電、通信等多個領域仍然具有巨大廣闊的合作前景。

　　東南亞地區制造業發展現狀

　　東南亞國家工業制造業特征明顯——絕大多數國家處于工業化實現階段，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整體水平一般。當前國際上通用的工業化發展評判標準是由經濟學家庫茲涅茲、錢納里、賽爾奎等人提出的經驗性判據，判斷依據如表1所示。

　　從世界銀行2015年公布的數據來看，東南亞國家工業增加值占各國GDP比例不高，除新加坡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外，大部分國家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從制造業層次來看，以一般加工制造業為主。具體如表2所示。

　　此外，東南亞國家制造業競爭力差距較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制造業競爭力較強，在德勤公布的《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均列入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前20名。而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家的制造業競爭力則相對較弱。

　　我國是東南亞各國重要貿易伙伴

　　長久以來，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經貿往來十分密切，開展產能合作的經濟基礎雄厚。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CABC)在2015年發布的《中國—東盟自貿區季度報告》顯示，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迅猛，2014年貿易額高達4803.94億美元，同比增長8.3%。

　　此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已建立穩固的貿易投資合作機制。自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與東盟開展對話，于1996年與東盟成為全面對話伙伴國。隨后，2001年中國與東盟十國提出建立自由貿易關系，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并于2010年全面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中國—東盟中心等對話合作機制為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開展政治對話與經貿往來提供了平臺和保障，“10+1”、“10+3”、“10+8”三大合作機制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奠定了基礎。2015年，由中國政府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更是側重于亞洲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建設項目。

　　東南亞地區產能合作的需求較大

　　整體來講，東南亞國家與我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需求較大，核心需求主要在三個方面，即加速工業化進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技術投資與擴大雙邊貿易，主要通過以下幾個策略落地：

　　與中國展開產業對接，加速自身工業化進程，提升工業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工業化發展起步較晚，在工業發展進程中，缺乏足夠的資金、科學的產業政策、先進的技術與經驗等關鍵環節，進而影響其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中國作為東南亞國家的重要貿易伙伴，同時也是制造業大國，隨著近些年經濟高速發展，用地、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國內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國內部分優勢產能，如紡織、服裝、鋼鐵、電子信息等領域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愈加明顯。東南亞國家應充分利用經濟發展的后起優勢，提升工業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拉動區域經濟發展。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開展產能合作的一大契機。長遠來看，基礎設施建設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一個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以基建與建材產業來講，東南亞國家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對我國過剩優質產能走出去提供了較大市場。2014年底，印度尼西亞政府提出《2015-2019年中期改革日程和經濟發展規劃》，文件中提出五年內，印尼將在交通運輸方面新建高速公路1000公里，鐵路3200公里。2015年10月，我國一舉拿下印尼雅加達—萬隆高鐵項目(規劃里程150公里)的合同，邁出我國高鐵裝備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擴大技術投資與貿易合作是我國與東南亞國家開展產能合作的一大立足點。相較于東南亞地區來講，我國在機電產品、裝備、電子信息、新能源等產業方面具有先進的技術與豐富的發展經驗，擴大我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有利于東南亞國家彌補自身技術、資金等不足，加強區域合作的同時助力當地經濟發展。中國內地的廣大市場同時是東南亞國家出口貿易的主要市場之一，著重擴大貿易合作，有利于東南亞國家工業制造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鑒于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產業結構相似，資源互補，積極開展與東南亞國家的國際產能合作與產業轉移，是雙方互惠互利的發展之路。

　　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產能合作的重點領域和路徑

　　根據東南亞國家的發展需求，同時結合我國產業發展現狀與優勢，著重依托東南亞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核電水電能源建設等，重點推動以高鐵、高技術船舶等為代表的先進交通基礎設施和運輸裝備，以核電等為代表的清潔能源裝備，以及以通信設備和服務為代表的信息通信領域走出去，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促進雙方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快速發展。

　　在以高鐵裝備為代表的先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東南亞國家工業化發展起步較晚，基礎設施建設成為該地區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壁壘，長遠來看嚴重地制約了該地區進一步發展。據亞行2009年發布的報告資料來看，亞太地區在2010-2020年十年間將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8萬億美元，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入約7300億美元，其中過半的資金需求來自于東南亞國家地區。這其中，交通道路建設的資金投入約占到基建資金投入的30%。近幾年，隨著國家對高鐵產業的側重與推動，我國高鐵裝備“走出去”的勢頭強勁。目前，我國高鐵裝備已經出口到歐洲、美洲、非洲及亞洲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互聯互通網絡建設為中國高鐵裝備“走出去”賦予了更大的意義。中國高鐵裝備也憑借“施工快、適應性強、性價比高”等優勢在國際市場中脫穎而出，簽訂了越來越多的建設訂單。以2015年為例，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簽訂了不同的鐵路項目。

　　雖然我國高鐵裝備等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產業走出去且發展勢頭良好，但同時也面臨著市場競爭激烈、國家認可度不高、品牌競爭力較弱、地緣政治經濟影響等困境。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繼續完善、細化高鐵國際化標準體系，深度參與國際高鐵規劃和標準的制訂工作，想方設法突破海外標準壁壘，推動中國高速鐵路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在東南亞國家地區間，更需要著重國別研究，尋求與RCEP區域戰略的契合點，深度參與到東南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中。

 

　　在以核電、水電、光伏為主的能源領域，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能源領域的產能合作潛力巨大，東南亞國家地區能源需求將隨著其經濟不斷發展而擴大。國際能源署公布的資料顯示，當前，仍有20%的東南亞人口處于缺乏電力供應的狀況，預計到2040年東南亞地區的能源需求將增長80%以上。對于水電等傳統能源領域，東南亞地區水電資源豐富，但是開發技術相對落后，資金短缺，故而水電行業發展較為緩慢。我國水利發電技術成熟，且國內水電資源基本飽和，走出去也是中國電企升級發展的一大路徑。2014年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發布的數據顯示，中資企業在東南亞地區計劃或已經參與的水電項目有100多個，國網新源、中國水利水電、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大唐集團等企業積極參與到東南亞地區的能源產能合作中。此外，2015年IMS Research發布的報告資料顯示，2016-2020年五年間，東南亞地區光伏產業將高速發展，光伏安裝總量將以50%的年均速度增長，光伏安裝總量于2016年將達到5吉瓦，是2014年的4倍。其中，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均是光伏產業發展的潛力市場。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地區開展能源領域產能合作可以通過兩大方式實現，一是電企“走出去”，海外投資積極參與到東南亞地區水電、核電、光伏等能源建設項目中。面臨東南亞地區巨大的電力需求缺口，我國電力企業應該注重項目風險分析，充分利用電力開發技術與資金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得頭籌。二是積極推進電力貿易，實現區域電網互聯互通。一般光伏發電站的建設周期為3～5年不等，水電核電站的建設周期更長，故此短期內推進電力貿易，建設互聯互通輸電網絡亦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地區合作的重點方式。在東南亞地區，中國和越南、中國和緬甸、中國和老撾、老撾和泰國等國家之間已經建立跨境電力通道，地域上的優勢給中國電企提供了新的產能合作途徑。據南方電網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2004-2014年間，南方電網向越南輸送電累計高達300億千瓦時;2010-2014年間向老撾輸送電累計高達5億千瓦時。

　　在以通信設備及信息服務為主的信息通信領域，2012年，中國—東盟電信部長會議通過了《關于深化中國—東盟面向共同發展的信息通信領域伙伴關系的行動計劃(2012-2016)》，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信息通信合作諒解備忘錄》，為雙方進一步開展合作奠定了基礎。

　　隨著近年來東南亞國家新興市場移動互聯網的爆發式增長，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信息通信、寬帶網絡、物聯網、網絡安全、網絡融合、信息通信設備制造等方面擁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國家間信息通信業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單就互聯網使用人數來講，新加坡每百人互聯網使用人數高達82人，是泰國34.9人的2.35倍，是緬甸2.1人的39倍。由此可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信息通信產業等方面的合作前景較大，據中國—東盟中心2014年發布的資料來看，中國將于2014-2018年五年間，為東盟國家培訓500人次的信息通信領域管理和技術人員。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信息通信領域的合作主要分為中低端通信設備等產品制造和高端信息服務業兩大類。針對中低端通信設備等產品制造方面，我國通信企業如華為、中興等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勞動力、土地成本較低的優勢，積極推進產業轉移及部分技術轉移。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更應該根據東道國的市場需求，做出客觀準確的產品和市場定位，利用中低端通信設備產品快速打開東南亞國家市場。對于信息服務業來講，企業可以通過海外并購等方式，融入當地電信產業等，進而擴大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以車輛與船舶為主的運輸裝備領域，是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構建互聯互通的重要合作領域。東南亞國家大部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集中在服裝加工、農產品加工等低端制造業，因此，物流運輸便成為制約其制造業增長的一大因素。特別是以商品貿易為主的部分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國，船舶運輸已成為其進出口貿易的重要路徑。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印尼工業部發布的資料顯示，印尼在2015-2025年十年間，對各類船舶運輸裝備的需求將高達4000艘。但受限于印尼國內造船業水平，印尼政府采取對外商投資造船業沒有限制的政策，鼓勵和吸引外資投入造船業。自2012年起，我國已超越日韓，連續四年成為全球船舶制造第一接單國。我國造船業產能過剩，國內產能亟待走出國門，與印尼開展船舶行業產能合作是我國造船業化解產能過剩的一大機遇。

 

　　我國與東南亞國家開展運輸裝備產能合作面臨著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以泰國為例，2015年我國對泰國運輸裝備出口量同比下降11.1%，僅占泰國運輸裝備進口量的10%，遠低于日本、美國對泰國運輸裝備進口量的占比26.1%、19.9%。加強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運輸裝備產能合作，政治層面應與需求國家商討簽訂合作備忘錄，建立協調機制，整合國內行業企業資源，增強競爭力。經濟層面可通過三個途徑促進雙方產能合作：一是運輸裝備(如汽車及其零部件、船舶等)貿易合作，匹配合作國家地區的需求。二是與合作國家地區的企業開展合作，以成套船舶機械制造裝備出口為主，促進我國運輸交通機械裝備發展。三是實施國際產業轉移，以國有企業為主，民營企業合作為輔的方式，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和制造運輸裝備，以滿足東道國與泛區域運輸裝備的需求。

　　推進我國與東南亞地區開展產能合作的措施建議

　　推進我國與東南亞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并非單純的產能“走出去”，而是為了助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夯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東南亞地區基礎。當然，目前開展產能合作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如地緣政治風險、投融資難題、海外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國應從頂層設計謀劃、產業園區升級、風險管控能力、國際復合型人才培養等方面，采取相關措施積極應對。

　　加強產能國際合作的頂層設計與布局

　　完善頂層設計，重視和提升全球產業鏈布局能力。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更應該立足全球視野，完善頂層路線設計，深入剖析全球產業鏈布局，整合國內企業、社會等資源，集中力量有的放矢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區分政府與企業責任，政府著重提供務實的公共服務，同時，加快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運用，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企業著重提升自身競爭力，增強跨國跨區域管理能力，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打造海外推介品牌，提供智力支持。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產業結構各具特征，切忌“一招鮮，吃遍天”的合作發展模式，注重東南亞地區的國別研究，特別是資源型國家、工業制造業落后國家、制造業水平較高國家、勞動力型國家等類型，依據東道國需求開展切實的產能合作。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咨詢公司必須積極地展開針對東南亞國家的國際研究，并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援。深化政治互信，營造健康穩定的發展環境。立足中國—東盟國家友好合作條約等政治基礎，充分利用中國—東盟中心、“10+1”、“10+3”、“10+8”以及領導人互訪、中國—東盟博覽會等對話機制，增強政治互信，加快各領域全方位合作。

　　探索產業園區合作升級的有效模式

　　加強經貿合作仍是我國與東南亞地區合作的重點。應盡快完成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升級談判，進一步打開彼此市場，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產業園區的建設有利于發揮產業集群效應，延伸產業鏈條，為中小民營企業“抱團出海”提供平臺。產業園區建設應采用集成式發展模式，建設集“產業園區+特色旅游+文化交流+醫療+教育+互聯網”于一身的產業園區，充分的挖掘產業園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價值。中國與馬來西亞共同建立的“兩國雙園”，即中馬欽州產業園與馬中關丹產業園區的合作模式，還有中國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園區建設模式均是產業園區建設的創新方式。“兩國雙園”和西哈努克港模式可以嘗試在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推廣建設。

　　建立健全風險防范監測與監管體系

　　關于地緣政治風險，我國應對投資國的發展規劃以及合作伙伴的選擇等進行理性分析、準確預判，充分了解對方國家相關法律條款，加強與項目東道國的戰略互信合作，合理評估東盟國家政治風險;關于經濟風險，我國企業在選擇投資對象和投資項目前，一定要對項目前景和投資回報等作可行性分析，針對東道國實際情況選擇項目融資的方式，對于一些資金充裕的國家，可以采用東道國貸款的方式，對于產品或服務預期收入較好的發達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的項目，可以考慮BOT或BOOT等方式融資，對于一些能源和自然資源豐富但資金實力又有限的國家，可進一步探索技術投資換資源的靈活方式;關于國外輿論風險，我國應選擇與投資國的企業合資或合作、共同開發建設，打破國外對“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等說法;關于信用風險，我國應建立境外風險預警和處理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在投資之前做好信用風險防范的預案，組建專門的法律專家團隊，對突發事件從法律層面深入評估。

　　完善適應企業本土化發展的人才供給體系

 

　　中國企業“走出去”堅持本土化策略，與東道國開展全方位合作，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熟悉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風俗、文化歷史和法律體系等內容，真正地做到入鄉隨俗、落地生根的企業“走出去”。同時，應當積極參與國際標準體系的制定，諸如高鐵設備、通信設備、電力設備、航空航天等行業的國際標準體系，提升我國自身工業軟實力。此外，與東南亞國家共同培養國際復合型人才，通過人才交流、人才互訪、人才培訓等方式，共同構建并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共享人才紅利;同時充分利用海外華人華僑資源，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對接項目落地的步伐。